德国官僚制历史悠久，随着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劳动安全等公共任务范围扩大，政府职责持续增加，官僚体系逐渐叠床架屋、庞杂低效，且因强监管、高标准引发诸多负面影响而饱受诟病，其官僚问题在欧洲表现突出。目前，在德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政府正推动“现代化议程”，开启新一轮去官僚化改革，这能否有效促进增长、提升竞争力，值得持续关注。
2025年10月2日，德国联邦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维尔德伯格与国务秘书阿姆托尔、国家规范控制委员会主席戈贝尔、副主席库尔曼共同出席2025年度简化官僚程序新闻发布会。
以法治与行政理性为核心
德国官僚制起源于19世纪的普鲁士行政传统，其社会学与政治学基础源于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经典定义。韦伯指出，官僚体系是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和理想类型，通过明确职责分工、科层制权力结构、依规运作、书面化决策程序、工作规范体系、专业人事制度等基本原则不断实现组织效率的最大化，其理性化建立在规则化、层级化、合法化、专业化和文书化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理论和历史背景下，德国逐渐建立起“官僚国家”，形成了以法治与行政理性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其典型特征与制度逻辑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法治原则与程序理性。德国的法治国家传统深厚，官僚体系基于法治国家原则与程序导向，强调行政的合法性与可追溯性，几乎所有行政决定均可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复审，行政机关倾向于做出经得起法院检验的决定，制定细致、详尽的规章、标准与程序，强化了制度的规范化。
其二，层级分明与分工专业。德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联邦—州—地方之间层级分明，职能分化细致，联邦层面制定政策与法规，但缺乏直接执行权，需要由各州和地方层面执行，联邦层面往往通过高度细化的立法确保全国执行的一致性，构成官僚化的重要来源。
其三，形式理性与风险规避。德国文化中普遍存在规避不确定性的倾向，行政文化中同样表现出规则导向与风险规避意识，通过保守、细致、严格的规则减少风险，提高控制力。
其四，去人格化的沟通方式与专业人事制度。德国官僚机构倾向于将人当作行政对象，建立起缜密的工作规范体系，采取客观且去人格化的任务执行方式，将文书档案作为主要沟通形式，形成不考虑人类情感因素的决策机制。其公务员制度强调职业化、专业化、资历制、责任制与稳定性，首要根据制度逻辑而非个体良知行事。有关调查显示，德国政府高层中，法学出身的比例较高。
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德国官僚体系强调充分保障法治、公平与秩序，不过，因其过度扩张，已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政府行政效能不佳。德国官僚制下的行政决策和执行链条过长，层级多，审批程序复杂，行政资源消耗在自我管理之中。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德国的行政效率处于下游。官僚组织过多、高度专业分工与专业人事制度助长部门本位主义，过度关注局部目标而忽视整体协调，跨部门工作协调和信息沟通存在障碍，政策创新速度较慢。对规则的机械盲从阻碍灵活和前瞻性的行为方式，导致行政管理模式僵化，决策能力疲弱。
经济损失严重。德国庞大的行政机构需用较多税收维持运转，直接加重公共财政负担。对于企业而言，申报、审批、认证手续多、周期长，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繁琐，占用大量人力与财力。过度的合规要求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创业意愿，不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且加剧劳动市场僵化与人才短缺局面，从而削弱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2024年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官僚问题造成德国每年约146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约合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数字在欧洲处于高位。
科技创新研发受阻。受过度官僚化的影响，尤其在环境、劳动、数据保护、医疗等领域，德国的科技创新活力被严重抑制，科研竞争优势逐渐丧失。2025年5月，曾在新冠疫情中名声大噪的德国生物制药公司拜恩泰科宣布未来十年斥资10亿英镑，在英国设立多个研发中心。该公司表示，由于德国“蹩脚的官僚主义”，其正计划将癌症研究的重心从德国转移到英国。
德国的官僚问题还引发社会公众的普遍不满，其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度下滑，执政党的支持率受到一定影响。
首设专门部委，通过新改革方案
德国意识到过度官僚化带来的弊端，几乎每届政府都尝试推动去官僚化的简政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在专业部门内部循环，效果有限，甚至造成改革越多、规制越多的深层悖论，尤其阻碍了数字化转型进程，德国数字化程度的几项关键指标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2017年生效的《改善行政服务在线访问法》意在推动德国政务服务的全面数字化，要求所有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服务到2022年底都必须实现数字化在线办理，但在实际落实中时常被法定程序拖慢，管理效率低下，部门数据孤岛和系统不兼容的现象屡见不鲜，电子政务并未减少个人和企业办事的复杂性，反而增加额外步骤。
目前，联邦议院与联邦政府开启了新一轮去官僚化的努力，首次设立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在“现代化议程”框架下专门负责推进官僚主义改革，旨在建设更快速、高效和贴近公民的数字化国家，首要任务是减少行政负担。在“现代化议程”中，德国决定在未来18个月内通过80项措施，以将官僚成本削减25%，约合节省160亿欧元，并减少8%的联邦雇员。具体而言，在战略上，希望改变行政文化，强调政府需以增强信任为导向；在制度上，将国家现代化确定为所有部委与各级政府的共同任务，要求加强协调，共同推进改革；在政策上，减少法律碎片化与重复规制，通过数字技术简化和加快行政流程，降低人工文书的繁琐程度，例如，推出企业“24小时注册”网络平台以简化创业程序，通过在线平台集中车辆注册，引入人工智能辅助签证审查和自动化文件验证，设立官僚问题举报门户以便于公民直接提出改进建议。
在当前形势下，去官僚化已不再局限于行政管理，而已成为德国重建经济信心、助推经济复苏的重要步骤。
（伍慧萍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陈忆浓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生）
